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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the Old Man.
最近，创业的主题电影《燃点》迎来了一片掌声。其实，一个人，如果很容易“燃”，多数是心智较弱的表现，要么没有头脑，要么是没有常识。
在商业这条路上，公开场合说真话的几乎没有，就像历史书，正经的没有多少，谎言到处都是。最有良心的话就是上面这段长者的自述，第二有良心的，可能就是雷军的那句浓缩人生经验的“顺势而为”。其他的，全是陷阱。
创业（早期的商业）本质上就是借钱赌博。
用你的信用去融资，加上1000倍以上的杠杆，去换取一个未来，这是比澳门更刺激的赌场。只是，有的人是真的赌，输了就耍赖。有的是老司机，看到底牌或者赔率够好才下注。大部分创业新人，基本上连赌场都没去过，都没输光过，怎么证明自己是一个好的赌徒？一堆创业者动辄押上家底和房本，言必谈All in，来玩1000倍杠杆的游戏，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
创业的虚火还是有点大，我们不妨从历史细节中探讨一点商业常识，回归本质。
原则：非对称赔率
在毒鸡汤圈，有一个非常高级的段子，来自晚清名臣曾国藩，即“结硬寨，打呆仗”。出处来自于曾国藩围剿太平军时，自认为能力有限，总是精心选好扎营地，挖壕沟、扎花篱，把自己与敌方隔离开来，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这种非常笨的方式，凭借拼凑起来的湘军和绿营，“轻松”赢得了对太平军的重大战役。
段子里面通常还引用《曾国藩家书》里的一段话：“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强调专注当然没错，非常主旋律啊，但是，这是错的。
这解释不了为什么太平军被他干掉了，要知道，曾国藩曾因战败想自杀，而那时，1860年的大清帝国面临全面崩盘，第二次鸦片战争就在眼前。太平天国攻破清军江南大营，主将张国梁战死，和春自杀，大清国最后一支旗人控制的大军彻底溃散，曾国藩带领的汉族地主武装代表——湘军也只是勉强维持着不败而已，根本阻止不了太平天国。
真正让大清翻盘的，不是曾国藩的专注，是军火。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外号“曾铁桶“，他每到一个地方士兵就立刻挖战壕，然后全部进入战壕中，不论是攻城还是野战，他都是这一招。
1862年，外围战事未定，曾国荃带着2万湘军孤军直插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要以2万人包围40万大军驻守的南京。按照常理，这是傻逼找死。但是，单挑20倍兵力，干死太平军5万人，击败名将陈玉成，且伤亡很小，奇迹发生了。
1854年太平天国的占领区
让曾国荃成为奇迹的，是当时的科技进步。19世纪是全球热兵器轻量化升级的大时代，虽然明朝就有红衣大炮，但是洋人们技术好，都纷纷推出了移动版本的红衣大炮——步枪和机枪，便宜，靠谱，杀人快。曾国荃全面放弃了冷兵器和土炮，通过当时的各种洋人传教士去买最先进的恩菲尔德1853式线膛步枪，率先成为军火贸易领域的大玩家。
皇家轻武器工厂生产的Enfield线膛步枪
线膛步枪不仅仅稳定，射程远，而且射击速度比燧发枪和火绳枪提高了2-3倍，这样的武器结合战壕的打法，面对拜上帝教加持的太平天国肉身士兵，那就是屠杀了。
正是因为碾压式的胜利，才有了后面的“洋务运动”，满清全面西化，狂买武器技术升级，而且大量展开仿制，到了1900年，清军主力已经全面现代化，不仅有加特林机枪，后膛野战炮，海军则拥有了亚洲最先进的两艘7000吨级的战舰定远号和镇远号，100多年后，2015年，中国才再次造出了比这更大的万吨级055型驱逐舰。
清末机枪部队军训的日常
今天很多老板搞不清形势，鸡汤喝多了抓不住要点，真以为结硬寨打呆仗能赢，或者犯了太平军的错误，仅仅统一思想，拜了上帝就有勇气，会“燃”，就能赢。
真正主宰战场的，除了钱，就是技术，不是什么孙子兵法，更不是鸡汤。
当前，所有的互联网巨头，美团为代表的新贵，个个融资数十亿美元，全副武装到牙齿去抢街边小摊贩的生意的时代，遍地开花的生鲜超市和便利店连锁，他们就像装备了加特林机关枪的清军，在屠杀基础劳动者。原来，依靠“长时间的守候+进货”，是可以赚点价差的，如今，普通人连摆摊儿都没法做到成本优势。
要么有好多钱，要么有最先进的武器，否则不要轻易下场。这时候鼓吹不明真相的年轻人在同样的赛道上创业，和单挑机关枪一样，心是够狠的。
商业上一定要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一进场就是非对称的赔率。那些讲究技巧，讲求运营效率的赛道/公司要小心，多数都是穷苦行业/公司，力量不够，只能套路/技巧来凑。
一力顶十智，碾压才是最好的战术，非对称作战才值得打，聊到孙子兵法的生意不值得做。
入口：时代边缘和人性变量
我国历来不是一个重商主义的国度，广阔的疆域带来的巨大的地区差异和共识难题，政治诉求必然选择重农抑商——竭尽全力降低统治全局变量，但是，往往适得其反。
诚然，大国有大国的难处，各种分离主义思潮，或者独立的宗教信仰往往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财政负担，仅仅从清末几十年的财政史就能看到，所谓战争赔款都是小数，真正的大头是平定大小和卓及其子孙的后续叛乱、白莲教、捻军、太平天国，损失人口几乎近50%，损失的金钱和军费更是不可胜数。老外们掀起的鸦片战争，真的只能算擦伤。
平定西域后乾隆皇帝在丰泽园宴请官兵与回部王公伯克
归纳历史，商业活动历来只有两个最主要入口：时代变化的边缘（生产要素的变化），还有人性欲望的公约数（需求）。
长期看，商业的天花板，往往是国家管理变量能力的上沿（即，黄仁宇先生说过的数目字管理的能力）。因此，自秦汉以来，除了宋代，其他时候，商业团体都属于提着脑袋过生活，要么游走于边关贸易，和“犯罪分子”勾结，基本上没什么太好的营生。那时候，技术不发达，游商业务难以管理更难以征税，除了官商一体的特许授权业务（比如盐铁、织造，买官），其他商业行为索性一禁了之。
真正的商业发展，还是衣冠南渡之后。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衣冠南渡”（东晋政权建立，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即北方人向南方迁移。 中原地区一直是政治文化中心，后来伴随北方战乱，军事和政治中心依然在北方，经济中心随着人口逐步南迁。中华大地的文化中心渐渐向江南地区转移，也渐渐形成了很多既诗书传家也精于商业的世家大族。
到了明朝，有了世家大族加持的商业变量，开始显著影响王朝的气运了。
本来明朝就是一南一北两个首都，作为文化正统，江南大族政治上看不上帝都，经济上更看不起。作为专注于高利贷、跨境贸易、白银套利的商业团体，赚得盆满钵满。跨境贸易方面，更是玩得飞起，有的跟倭寇头子合作走私，从中渔利；有的给倭寇当向导，帮助倭寇烧杀掳掠，然后按比例分成；还有的直接自己拉起队伍，在自己的国土上四处劫掠。
董应举的《严海禁疏》写到：“推其祸始，乃由闽、浙沿海奸民与倭为市；而闽浙大姓没其利，阴为主持，牵连以成俗。当时抚臣朱纨欲绝祸本，严海禁；大家不利，连为蜚语中之，而纨惊死矣。纨死而海禁益弛，于是宋素卿、王直、陈东、徐海、曾一本、许恩之流争挟倭为难。自淮扬以南至广海万余里，无地不被其残灭，而闽祸始惨矣”。
明末的全局变量很多，已经显著超越了皇族的认知能力和管理水平，商业活动的繁荣更加剧了变量的迁移速度和矛盾冲突的放大。
主要有几个方面：
1. 小农思想的统治意识和商业化的官僚阶级的利益冲突不可调和
2. 海外跨境贸易与白银-铜钱套利兴起，冲击了货币体系
3. 小冰期加剧了高利贷弊端和通胀压力
明英宗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文化圈实行的是银铜复本位制度。而同时期的西方实行金银复本位制度。
复本位制度无可厚非，本来，会比起单一本位制度的货币制度（如单纯的金本位和银本位）是具有很大优越性的，它更加稳定、更难以受到国际市场和贵金属产量变动的影响、自我调节能力也比较强。
但是，但中国的复本位制度是残缺的。一方面铜和银的汇兑关系没有规定明确，另一方面，中国没有白银的定价权，产量太少，无法自由铸币。随着跨境贸易和美洲白银产能飙升，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夸张的铜银套利交易。
开采了300年的玻利维亚的波托西矿山，曾经占全球银产量的50%
中国一直缺白银，白银铸造非常不稳定，市场流通的白银主要来自对外贸易。明朝的白银，首先是来自欧洲（先从美洲运往欧洲，再来中国），其次是日本。白银流入中国、印度和东南亚，买回香料、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
而日本国内白银少，铜矿更少，银贱铜贵，故日本的白银也持续流入中国，进行套利交易。
国内市场是穷人只有铜钱，商人有大量的银两和粮食。随着明朝小冰期的出现，气候寒冷，粮食产量不稳定，市场上经常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银贵铜贱”和“银贱铜贵”）频繁地交替发生，就像炒股票一样，大量穷人就被收割殆尽，而政府规定的“一两银子折合一贯铜钱”的指导价完全不管用，反而成了收割韭菜最好的工具。
商人集团通过粮食贸易聚集的白银越来越多，但是，农民收获的粮食和挣钱收到的铜钱却越来越少，花钱和交税却需要高价去换银两。可以说，横跨多个产业的商人集团完全是把走头无路的农民集团按在地板上摩擦。整个财政体系走向了剧烈的通缩。
明代的财政收入模型离不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和节俭为上的保守思想，整个明代的社会经济始终没有摆脱以传统农业为基调的局面，没有考虑商业变量和货币变量。随着农民们被收割殆尽，税制体系也来不及变革，王朝不仅仅没有从银矿爆发中获利，反而变相被狠狠的收割。最终，随着明末欧洲的经济危机，白银流入锐减，整个王朝崩盘了。
单纯从商业角度看，当时的套利交易惊为天人，但是商人集团也是局限性太强，和王朝及皇权集团的对立最终不可调和，让后金入关清剿殆尽。当然，多年后，满清也面对着商业领域的难题，在对外贸易纠纷和私人产权保护上点燃了导火索。
商业是这个时代的变量和人性欲望的集合，需要自身利益和时代的平衡，对于这种平衡的充分认知和拿捏，决定了很多人的命运，也决定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